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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最早就放弃的方向。

    最开始她还是想去美国，但在周先生的强烈抗议下，最终选择了香港。毕竟在现在的政治氛围下，周夫人几乎不可能被组织批准长居海外。

    曾有一段时间，某些理想不坚定的高干子女旅居外国已成默契，豪宅、学位、绿卡几乎是默认配置。但近年来，组织上逐渐意识到这种软性外逃带来的风险。审查趋严，备案制度细化，连出境天数都需如实申报。周先生算得清楚，哪怕只是陪孩子读书、养病、避暑，落在某些眼里也可能成了立场不稳的证据。

    赵嘉没兴趣参与这些权衡，但她理解——那些背后的逻辑，不是她一个外人能评判的。

    “你现在什么都有了，还读这个干嘛？”沉安在视频电话里皱着眉，“周太太再出去折腾这些干嘛？还不如留在北京照顾孩子。”

    赵嘉没争，也没解释。

    她只是点头：“我只是想完成我自己的轨迹。”

    沉安：“那砚今怎么办？他还那么小。”

    赵嘉语气温和：“他已经五岁了，他不是离不开我。”

    赵嘉的办公室在中环律所一栋高层，窗外能看到维港对岸最繁华的灯火。

    她每天早八点出门，晚上八点下班，白天是密集的研讨课、交叉案评、模拟庭审，还有几位教授的助研安排。周末她要在律所里审两到三个基金并购案例，港人效率高，沟通节奏紧，偶尔她也会喘不过气来。

    可每次她坐下来打草稿备忘录，写下开头一行：“t?overview:?structured?iment?of?cross-border…”——她就觉得，她又活回来了